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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对目录学、校雠学、文字学的贡献

      □余文烟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生活于十二世纪的郑樵占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载《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中,对郑樵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史界之有樵,若光芒之一彗星焉。”可见,研究郑樵具有重要意义。他的代表作《通志》是一部综合历史史料而成的通史兼专史,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其中的二十略是《通志》的精华。唐宋时期,我国在史学方面,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很多史学着作,郑樵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经过三十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完成了这部通史巨着。该书与唐杜佑的《通典》、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古代学者曾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之说,可见“三通”是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同时,这三本着作和后来的《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清续通考》合称为“十通”,可见其书在历史上的价值。郑樵也在《通志》中体现出了他的目录学、校雠学、文字学等思想和成就。《通志》不仅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在文献学(包括目录学、校雠学等)方面亦有独特价值,它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研究郑樵及其《通志》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史学的发展,古代文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章学诚为郑樵“正名”之后,研究郑樵的人逐渐增多,成果不少。其中有评述郑樵的专着,如顾颉刚先生的《郑樵传》、黄玉石先生(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市涵江区新县镇广宫村外广村民小组人、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市拔尖人才、原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市文学院院长)的传记文学《郑樵传》、徐有富先生的《郑樵评传》等。这些着作大多对郑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但并没有就郑樵在目录学、校雠学和文字学方面的成就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从史学角度研究郑樵的论文也很多,如龚抗云的《论郑樵的史学思想》、王旭东写的《郑樵史学思想探析》、史健写的试论郑樵《通志》的史学思想及历史作用等。从文献学角度研究郑樵的成果亦不少,但多侧重于从文献学所包含的一些细小分支入手研究。如钱亚新先生的《论郑樵校雠研究》、曾贻芬的《郑樵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这些主要就《二十略》中的《艺文略》、《校雠略》、《金石路》、《图谱略》探讨郑樵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不可否认,对郑樵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的研究,前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相对而言比较零散,难以全面而系统地表现郑樵对我国文献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从目录学、校雠学以及文字学三个方面介绍郑樵在我国文献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笔者对郑樵的文献学思想和成就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郑樵的生平和着作情况,第二部分是介绍郑樵的代表作《通志》,分为四段落,包括《通志》的成书背景、成书过程、内容以及它的史学思想和价值。第三部分是介绍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及成就,主要从郑樵提出的图书着录原则、图书着录方法、图书分类来简要介绍他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第四部分是郑樵对校雠学的贡献,主要从两个方面介绍:一是扩大了校雠学的范围;二是为校雠学设定了一个完善的体系。第五部分是谈郑樵的文字学思想及成就,主要从他的“六书”理论和汉字生成理论两个方面介绍。

      笔者较为系统总结了郑樵在我国目录学、校雠学和文字学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比较完整论述《通志》中所体现的思想,并概括了它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对研论郑樵及其《通志》的读者有极大的价值和评判,旨在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社会贤达来认识郑樵、认可郑樵、研究郑樵、评论郑樵。

      ——郑樵的生平与着作

      一、 郑樵家世与生平简述

      郑樵,字渔仲,号夹漈,自称溪西逸民,学者们称之为夹漈先生,福建路兴化军兴化县(今属福建省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市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林边村民小组)人。他的生卒年月历来颇有争议,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人类博物馆组成的郑樵历史调查小组根据《郑氏族谱》与《辛巳亲征录》等书,断定郑樵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三十日(1104年4月26日),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初七(1162年4月22日),终年59岁,而民间一直认为郑樵是生于1104年农历10月20日,且每年郑樵故里民众在这个时间都自发集聚于涵江新县镇巩溪村夹漈草堂举行诞辰日纪念活动,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根据郑惠元的《郑氏族谱》及记载,郑樵的先世是晋代中原南迁的望族,于唐代时入莆,先辈均为读书和做官的。七世祖居泰当过湖州安阳簿、培洲参军司法,高祖冲监杭州酒税,都是一些职位不高的官吏。郑樵的曾祖子堂“补太学、中漕司举,复中本贯”,祖父宰“熙宁三年庚戍进士”。其父郑国器作过太学生,曾举贡元,为人乐善好施,曾出卖自己部分产田来资助家乡苏洋陂水利工程的修筑,建造永贵桥和过来庵,深受乡人所敬重。郑樵深受其父影响,也助筑苏洋陂,民间广为流传。他自幼资质敏慧,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涉猎《六经》及诸子等书。北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其父亡,从此家道衰微,郑樵便谢绝人事,埋头读书。起先他与胞弟郑槱及堂兄郑厚结庐越王峰下的南峰寺内的南峰书堂闭门读书,不久弟死又与堂兄郑厚结伴前往夹漈山上的芗林草堂和夹漈草堂继续读书。在夹漈山上,筑屋三间,名曰“夹漈草堂”。在“草堂”里,两人志同道合,刻苦读书,互相切磋学问、孜孜记录学习心得。同郑樵一样,郑厚也是一位聪颖好学、才华出众的人。他们常常是“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而喉舍不罢牢,……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觉”。他们白天整理简编,晚上观察星象(今夹漈山有观星台遗址),研读辩论,不畏困苦。当时的福建,因未受兵火,所以前代书籍,多半都还保存,而藏书最盛的地方,又正是郑樵的家乡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郑樵父亲去世后,家道衰败,所以“家贫无文籍”。他就到各藏书家去借读。“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惜。”在平时,他只要有书可读,便感到心满意足,对生活方面不怎么讲究,“夏不葛亦凉,冬不袍亦温,肠不饭亦饱,头发经月不栉,面目衣裳诟腻相重不洗”,以致亲友们把他看作“为痴,为愚,为妄”。他在《献皇帝书》中对这段经历作了如下描述:“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虽困苦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郑樵不畏艰苦,笃志于学,为他日后写作群书,尤其是编纂《通志》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

      宋代有征集图书的传统,早在宋太祖乾德四年(996年)就开展了征书活动。此后,太宗、真宗、徽宗等都下诏征集过图书。宋高宗继承了北宋的文化传统,十分重视图书典藏事业。南宋政府稍事安定后,即令“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面对宋政府大规模征集图书的活动,郑樵积极参加了献书活动。绍兴十九年(1149年),他带了已经写成的着作十八部一百四十卷,徒步二千里,来到京都临安,献给朝廷,并呈上简述自己身世及抱负的《献皇帝书》,颇受高宗赵构赞许,将他所献的书“诰藏秘府”。郑樵受到极大的鼓舞,满怀兴奋地回到家乡。这时他的名气大增,四方慕名来求学的,多达二百余人。他写的文章,总是一写完就被传诵,有的甚至未及终篇便被传抄。到了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郑樵经侍讲王纶、贺允中推荐,召对说:“臣处山林三十余年,修书五十种皆就,尚欲取历代之籍,始三皇,终五季,汇辑为一,名曰《通志》,体参马班,法则稍异。”并指出“断代为史”的失当,同时呈献《修史大纲》十二篇、《夹漈书目》一篇。高宗闻奏说:“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高宗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阁枢密院编修的官职。不久,遭到御史大夫叶义向弹劾,改监潭州南岳庙,给他笔札回去抄写所着的《通志》。

      郑樵回乡后更加勤奋着述不缀,不到两年时间,《通志》全书二百卷编纂而成,实现了他会通众史,“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夙愿。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高宗下诏命郑樵进献《通志》,但郑樵疾病缠身,未能成行,同年三月初七即病逝。

      综观郑樵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郑樵除因求仕、献书及出仕而短暂外出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乡访书读书,着述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郑樵的一生是孜孜不倦治学的一生。而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其治学具有两个显着特征:第一是治学范围的广博性,第二是治学方法的科学性。他在家乡三十年间所治之学分别为:“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由此可见,郑樵之学的范围是非常广博的。郑樵在治学过程中,很注重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获取知识、检验知识。如在获取与动植物有关的知识时,日日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物,皆欲究其惰性。”研究天文,他用丹元子的《步天歌》学习天文知识:“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郑樵治学,在许多领域取得很大成果与其科学的治学方法分不开。

      可是,八百多年来,郑樵和其《通志》,很少得到好评,郑樵本人被骂为“陋儒”、“妄人”,《通志》则被指责为“漏略百出”、“语多袭旧”。清代以来,有不少人出来鸣不平,想为其人其书洗刷冤屈,其中最有力者首推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一书中,特地写了《释通》、《申郑》、《答客问》等篇专力为之辩护,认为“郑樵生千载而后,概然有见于古人着述之源,则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之,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而对其所着《通志》,则谓“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可谓推崇备至。其后梁启超更认为,在中国史学史上,郑樵应当与刘知己、章学诚齐名,并说“自有刘知己、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而其代表作《通志》,尽管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现其有何等价值,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一彗星焉。”于是他的学术地位,才为人们所注目。

      二、郑樵着作考略

      郑樵着作流传至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库全书》收录时,除《通志》2000卷外,只有《尔雅注》3卷和后人编辑的《夹漈遗稿》3卷;另外一部《六经奥论》。

      由于郑樵着作抄本十之八九已散失,故迄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总数。以前一般论文只泛称有50多种或60多种,而据顾颉刚《郑樵着述考》所考定为68种,后又考出其中《彭门纪乱》非郑着,更正为67种。1963年厦门大学郑樵调查组到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作实地调查,考察出郑樵着作达84种,近来,吴怀祺先生据有关史料综合编成《郑樵着述表》,合计达九十五种。然而,郑樵着作考证不同于版本考证,不能简单地用比增的方法凑数,而必须通过对有关资料的综合校勘,剔除一书多名、一书多稿、一书多版等重复部分,以求得合乎实际的结论。据陈振孙说,郑樵生前曾编定一部《夹漈书目》,“记其生平所自着之书”,但陈氏却未把这部书抄下来。而现在唯一能补救这一缺陷的,是李俊甫的《莆阳比事》。李氏是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人,着书年代距郑樵逝世仅50年左右,其时郑樵之子郑翁归约为58岁,原文为:“《夹漈书目》五十八部,五百九十余卷:

      经旨类七种:《诗辩妄》、《书辩妄》、《书考》、《春秋考》、《夹漈书传》、《春秋传》、《跋刊谬正俗》。

      礼类六种:《谥法》、《运祀仪》、《乡饮礼》、《图器》、《服器》、《驳仪议》。

      乐类二种:《系声乐府》、《乐府谱序》。

      校雠类十种:《图谱有无记》、《群书会记》、《图书记》、《集古系时录》、《集古系地录》、《求书阙记》、《书目正讹》、《校雠备论》、《志书外记》。

      谱系类五种:《氏族图》、《姓氏论》、《氏族源》、《氏族志》、《改姓录》。

      天文类五种:《分野记》、《补正王希明步天歌》、《彗星议》、《大象略》、《天文横图》。

      地理类四种:《春秋地名图》、《百川源委图》、《郡县迁革志》、《春秋列国图》。

      方书类六种:《本草成书》、《本草外类》、《鹤顶方》、《采冶录》、《畏恶录》、《食鉴》。

      小学类九种:《六书论编》、《字始连环》、《象类书》、《六书谱》、《续汗简》、《音韵释文》、《论焚书》、《石鼓辩》、《经纬韵》。

      小说类二种:《臬说》、《该典》。

      除以上58部书目外,《莆阳比事》还载有《溪西集》十五卷。系郑樵的诗文中集。此外,郑樵任编修时在京又着《归正官制》3卷。综上所载,郑樵生前最后定本的着作是:学术着作58部590多卷,《通志》1部200卷,《溪西集》1部15卷,《夹漈书目》1部1卷,《归正官制》1部3卷,共62部810多卷。这一结论与《兴化县志》本传的记载完全吻合。

      三、郑樵的《通志》

      (一)《通志》的成书背景

      1126年,金人攻破北宋都城开封,而后挟掳徽钦二帝北归,史称靖康之难。靖康之难以后,赵构虽于1127年即位于商丘,改元建炎,但金人的威胁并未解除,宋代民族矛盾尖锐,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坚决抗金的爱国精神,激发了郑樵兄弟俩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他们义愤填膺决心投笔从戎,于是离开古书堆,结伴下山为国效劳。《兴化县志》卷四《儒林传》记载说:”建炎初,时方多故,先生(郑厚)与兄弟樵慨然捐躯殉国之志。福帅江公常称之。“为实现自己的报国宏愿,郑樵与郑厚曾多次上书给”给事中“江常和”签枢密院事“宇文虚中。一则畅谈时事,指陈形势,二则抒发抱负,希望能得到引荐,获得报国的职位。在给宇文虚中的信中,郑樵兄弟二人自称为”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死义士也“,并明确提出”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一求其所也“,满怀热情地期待着他们的提携,郑樵还请求担任史职。年轻时代的郑樵是相当自负的,他以屈原、宋玉、司马迁、班固、苏秦、张仪以及毛遂、蔺相如、马援、范滂等人自命,并且把前人所有的优点集中于自己一身。他自信一旦得到起用,定能胜任朝政大事,所以他非常自负地说:”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

      郑樵兄弟二人为报国而积极奔走,但江常、宇文虚中二人却未能给他们机会。因为江常先后被摈出外,而宇文虚中建炎初便被以议和罪弹劾。所以他们为国效劳的愿望未能如愿。不久堂兄郑厚赴泉州做官去了,郑樵报国无门,孑然一身重返”夹漈草堂“,继续钻研学问,着书立说,搜访藏书。

      人类历史发展到宋代,传统学术文化成果的积累已经达到了空前丰富的程度。如《隋书?经籍志》着录的经、史、子、集四部共14466部、89666卷;《新唐书?艺文志》着录与不着录的甲《经》部共597卷,乙(史)部857部、29201卷,丙(子)部有967部、22767卷,丁(集)部有856部、17748卷,合计共3277部,79211卷。这些前人创造的丰富的精神文化成果,为他完成”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宏愿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宋代学术是在唐代学术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史学方面,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旧五代史》、《新唐书》、《五代史记》、《资治通鉴》等重要着作,都是在宋代编修的。此外,对于当代”国史“的纂修,也有很大的成绩。宋代私人修史的风气相当盛行,尽管在编修当代历史时,往往由于记述时政,触犯了统治集团的某些人物,而遭到查禁,但是,总的来说,宋代私修的史籍比前代有所增加。郑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而编修《通志》的。他原来计划”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着为一书,曰通史“,后来又怕被人加上”擅修国史“的罪名,便把宋代部分除去,而以”上自羲皇,下逮五代“为范围;最后,由于”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随,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由此可见宋代的政治学术的情况对郑樵编纂《通志》是有很大影响的。

      以福建来说,在南宋时代经济较繁荣,文化也相应发达,官府藏书民间藏书都极为丰富。绍兴十五年(1145),兵部郎中叶廷圭上书朝廷,有云:”切见闽中不经残破之郡,士大夫藏书之家,宛始平时,如兴化之方、临漳之吴,所藏尤丰,悉为善本“;所以皇帝下令向福建各地抄录缴进。郑樵也说:”所赖闽无兵火之厄,可以见天下之书“。这种良好的环境,也为郑樵撰成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志》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通志》的成书过程

      郑樵自幼好读书,勤于学问,他又出身于官宦家庭,因此少年时代有一定的读书条件,本人也很努力,十六岁时就在南峰书堂守孝及读书,谢绝人事,闭门攻读,其目的是”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但是在南宋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山居的生活也是不平静的。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宋钦宗屈辱求和,排斥抗战派首领李纲等人。第二年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偏安江右。在这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形势下,广大人民和爱国的士大夫坚决主张抗战,而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官僚,则主张屈膝投降。这时,广大人民抗金斗争的热情十分高涨,年轻的郑樵也不甘落后,他和堂兄郑厚联名致书枢密院事宇文虚中、给事中江常,表示要以自己的才干为国效劳。他特别提到”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可见这时他已经希望当一个史官了。可是不论是宇文虚中还是江常,都没有提拔他们,这两封信发出以后,便石沉大海了。郑樵的爱国热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从此以后,他便专心致志于着述生活了。

      郑樵在家乡附近的夹漈山因陋就简地造草屋三间,以居住读书。当时他抱负很大,”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后来的事实说明,他的这个抱负基本上是实现了。从他自己晚年的回忆可以清楚看到,他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是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父亲去世,家道衰败,生活清苦,也未曾动摇过他读书的坚强意志。即使”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郑樵在夹漈山上苦读了三四十年,常常是”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而喉舌不罢劳,……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心诵,人或呼之,再三莫觉“。家贫无藏书,就到各藏书家去借读。当时的福建,因未受兵火,所以前代书籍,多半都还保存,而藏书最盛的地方,又是郑樵的家乡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为邹鲁之邦,其藏书家之多,藏书之富,全国有名,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的藏书家方略、方渐、林霆等人与郑樵同时代,相互交往甚密。方略家有”万卷楼“,藏书1200简,编有《万卷楼书目》。郑樵到他家借阅,其中许多书郑樵早已读过,所以只三天就浏览了他家所有的藏书,书中有错之处还做了记号,可见郑的学识颇厚。方渐家”富文楼“,藏书也达数千卷,郑樵也常往借阅、抄录。林霆除藏书千卷外亦好金石,与郑樵结为金石之交。此外,郑樵还远游漳州等地,搜访图书,遍读了吴与家藏书及《书目》等。《宋史》记载他”游名山大川,搜集访古,遇藏书家必留,读尽乃去“。明代的陈循在《寰宇通志》中也称赞说:”惟有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

      郑樵在夹漈山中住了三十年,对各门学问,做了有计划、有系统的研究,并以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撰成专着。十年为经旨之学,着《书考》、《书辨讹》、《诗传》、《诗辨妄》、《春秋考》、《诸经略》、《刊谬正俗跋》等;三年为礼乐之学吗,着《谥法》、《运祀议》、《乡饮礼》、《乡饮驳议》、《系声乐府》等;三年为文字之学,着《象类书》、《字始连环》、《续汉简》、《石鼓文考》、《焚书编》、《分音》等;五、六年为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之学和方书之学,着《春秋地名》、《百川源委图》、《春秋列传图》、《分野记》、《大象略》、《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本草外类》、《鹤顶方》、《食鉴》、《采治录》、《畏恶录》等;八九年为讨论之学,图谱之学和亡书之学,着《群书会纪》、《校雠备论》、《书目正讹》、《图书志》、《图书谱有无记》、《氏族源》、《求书阙记》、《求书外记》、《集古系时录》、《集古系地录》等。这三十年的专门研究和上面这些着作,为他后来编纂《通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他之所以能在短短三两年内完成五百万字的《通志》,决非出于偶然。若事先没有做好各种研究准备,像这样一部大的着作,要在三年五载完成,当然是不可设想的。特别是《二十略》,平时若无专门研究,一时更难草就。诚如上文所引,在三十年的长时间中,他对通史的内容早分门别类进行了研究,他的许多着作,事实上都是《通志》内容的稿本。单就《二十略》而言,在撰《民族略》之前,他便写过《民族志》五十七卷,又写过《民族源》、《民族韵》二书;在撰《六书》、《七音》二略之前,便写过《象类书》、《六书证篇》、《字始连环》、《分音》、《类韵》等书;关于天文方面,作过《天文志》;关于《艺文略》,则有《群书会记》为蓝本;而《校雠略》则更有《校雠备论》、《书目正讹》等书为依据。不仅《二十略》如此,即使纪传部分,也都有事先有过某些专着。如《春秋列传》,就是他在《通志》一书中为春秋时期人物补立新传所本。郑樵自己说过”五十载总为一书“的话,正是指的这个意思。

      用纪传体撰写一部通史,郑樵是早有打算的,他早就立下了”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宏伟愿望。在《季方礼部书》里他曾提出”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着为一书,曰通史。“说明他计划中要写的通史,是从秦汉以前直至当代,因没有得到朝廷的许可,不敢私撰,但准备工作却始终没有停止过。他在《上宰相书》里曾说:”三十年着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朵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说明他平时的搜访图书遗物,撰述各类着作,都紧紧地围绕着”集天下之书为一书“这个总的目的。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郑樵把编好的数百卷着作中挑选一百四十卷,缮成十八韵类,徒步二千余里到临安(今杭州),献给朝廷,并呈上简述自己身世及抱负的《献皇帝书》,颇获高宗赞许,将他所献的书”诏藏秘府“。翌年郑樵回乡,继续在夹漈草堂讲学、着述。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受高宗召见,郑樵对高宗言:欲”取历代之籍,始三皇,终五季,汇辑为一,名为《通志》,体参马、班、法则稍异。“并指出”断代为史“的弊端,同时呈献《修史大纲》十二篇、《夹漈书目》一篇。高宗授予他以从九品”右迪功郎“,兼主管”礼兵部架阁(档案)文字“,不久遭到御史叶义问弹劾,离职返乡。郑樵回乡后更加着述不缀,不到两年时间,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通志》全书二百卷编纂完成,实现了他会通众史,”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夙愿。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高宗下诏命郑樵进献《通志》,郑樵疾病缠身,未能成行,同年三月病殁了。

      (三)《通志》的内容

      郑樵一生着述宏富,遗留下来的不多,惟《通志》保存的最完整,流传最广,也最能体现郑樵毕生治学功力所在。尽管郑樵的许多着作已经失传,但这些着作的某些内容及精华实际上被保存在《通志》里。《通志》的纂成应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郑樵早年就立下了”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宏伟志向。他在《寄方礼部书》中曾说:”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着为一书,曰《通史》“。这里所说的《通史》即为后来的《通志》。只是当时北宋不允许私人撰史,没有朝廷的命令,郑樵还不敢私撰这样的一部《通史》。但是,郑樵为编纂《通志》所做的准备工作却一直在进行。他在《上宰相书》里明确表述说:”三十年着书,十年搜访图书,行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这说明平时搜访图书遗物,着书写作,都是为今后写作《通志》所做的必要准备。事实上,《通志》中的许多内容就是根据平时的着作改写而成的,这从郑樵的自述中可以看出:”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不难看出,郑樵平时的许多着作,实际上大多成为《通志》内容的底本。若无平时丰富的知识和积累,郑樵也不敢自称三年五载便能将《通志》完成。因此《通志》应是其毕生心血所成。

      《通志》是一部综合历史史料而成的通史兼专史,它分为两部分,一是通史,上起三皇,下迄唐宋;二是略(志),共二百卷,在体例上,既沿用了司马迁所创的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体例,同时也有所创新。计有本纪18卷,世家3卷,列传108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其中,纪、传、世家、年谱,仿《史记》而作,只是将《史记》之表为年谱。至于《史记》的”书“,《汉书》已改名为志,后世多仿效,而郑樵反对编纂断代史,故而贬抑班固,改”志“为”略“,”略者,举其大纲云“。共计二十略,这二十略也是《通志》全书的精华,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通志》的内容所叙述的时间,各部分大不一致。郑樵最初是想”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其后又变成”其书上自羲皇,下逮五代“。至最终定稿时,《通志》的本纪是自三皇至隋,礼乐政刑自传说时代至唐,这显然与他的初衷不符。郑樵自己解释说:”《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唐书》、《五代史》为本朝大臣所修,郑樵便不敢议,其小心惧祸的心情可见。至于宋代的历史,郑樵便更不敢议了,他的这种心情在《上宰相书》里也表述的很清楚:”呜呼,术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

      郑樵自称其书”虽曰继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樵之修书,断不用诸史旧例,明验在前,小人岂敢厚诬君子。“但如果从组成《通志》几个大的部分来看,《通志》的体例并未超出前人。《通志》大致分纪、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六个部分,其中前五个部分与《史记》的体例完全相同,只不过将”表“改成”谱“,将”书“改成”略“而已。至于”载记“虽不出自《史记》,也不是郑樵自创。《晋书》中便有载记三十卷。所以,就《通志》的大体体例来说,郑樵并无什么创新,知识吸收了《史记》及其它史书的长处。

      虽说《通志》的体例继承前代正史体例,但并不是完全因袭,其中也包含着创见的部分,如郑樵在《通志》中设《二十略》。对于《二十略》,郑樵自己也颇为自得,他曾自负地说:”总天下之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在《通志?总序》里,郑樵逐略说明写作《二十略》的原因和目的。其中《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等十五略,都是出于郑樵胸臆,不涉及汉唐诸儒议论。至于其他五略,郑樵以为”《礼略》所以取五礼,《官职略》所以秩百官,《选举略》言抡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术,《食货略》言财货之源法,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典之文。“

      这二十略分析起来,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立目与内容皆依前史,如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二是立目参照前史而在内容上有所继承和发展,如天文、地理、器服、乐、艺文、灾祥六略;三是立目与内容纯属首创者,如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九略。郑樵所创九略,把中国的史学内容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氏族、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特点的学问;都邑,讲的是古代政治与地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校雠,则涉及了古代图书文献的编辑、校勘等方面的学问;图谱、金石拓宽了历史文献学的领域;昆虫草木,开拓了对自然界认识和研究的新领域。

      综观《通志》的《二十略》,不难发现:天地万象,社科自然。皆包括其中,实在是称得上一部分类式的百科全书。它扩大了史志目录记载的范围,将史志目录记载的兑现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极大丰富了史志文献的内容。郑樵的文献成就业主要体现在《二十略》中。

      四、《通志》的史学思想与价值

      (一)《通志》的史学思想

      1、会通

      郑樵是中世纪之前旧史家中最具创新意识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曾赞誉说,郑樵是中国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是中国史界光芒竟天的一颗彗星。郑樵的突出贡献在于史学,他以独到的史识,犀利的学术批评及通百家之学的胸怀研究问题,治学领域很开阔,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校雠学、目录学、天文学、音韵学、文献学以至于天文、动植物、氏族、图谱、金石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留下了煌煌巨着-200卷的《通志》,而其思想的精华和核心是”会通“的观念。

      宋田俊曾经指出:”郑樵的学术思想特点,就其精华来说,一是“会通”观点;二是批判精神。这贯穿于他史学着作之中。“”会通“是郑樵提出并倡导的史学观点。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他又在《上宰相书》中再次强调:”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一再提到”会通之义大矣哉“,那么,何谓”会通“?”会“指的是什么?”通“又作何解?郑樵认为:在前代众多的史书编撰者中,孔子能得会通之意,”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孔子之后,唯司马迁能得会通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皇帝、药、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郑樵强调的”会“,是指全面汇聚各种史料,了解各种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强调的”通“,是指史事的记述要时代相继,贯通古今。所谓的”会通“,就是把历史作为整体去考察,全面综合各种材料,按年代的先后加以整理、分类、编排,探其源流,明其变化,从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中,描绘各种事物的来龙去脉。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后来修史者又多学班固,断代为史。使各种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不清,源流正变不明,且人物、史实重复并见,”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南谓南为岛夷。“如此等等,皆为史家失”会通“之意所致。郑樵用”会通“作为评价前代史书优劣的主要称准。由此他提倡通史,而贬抑断代史。

      中国封建史书的修撰,自班固断代为史,蔚然成风。郑樵认为”史者,国之大典也“。修史者必须放宽范围,扩大视野,使史书的内容更充实,更广博,这就要求编修者必须是会通百家的通才,要广闻多识,”深于博雅“。因此,他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史书”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郑樵认为修史要重古今相因之义,重历代损益,而断代为史,则是将历史拦腰截断。因此,他强烈反对断代为史,力主编修通史,对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体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考察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探索社会历史的因革变迁。

      郑樵对”会通之义“、”会通之道“的阐释是有理论价值的,第一,阐明了他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学的编撰与研究,既要”会天下之书“,又要”会天下之理“。要注意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全面正确地去认识历史。否则,历史的编撰与认识就会出现”断绠“、”曲笔“、”虚妄“和”伤风败义“的弊端。第二,指出了要重视对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考察。他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前代与后代,前事与后事之间存在着”相依因“的关系,历史学家要重古今”相依因之义“、重”古今之变“,将每一个研究对象延伸到古代这一历史长河中,追其本、溯源,才能清楚地了解历史发展的真正脉络,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会通“思想,反映了郑樵作为史学家宽阔、辽远的视野,反映了他对历史”相因之义“、”古今之变“的探求和认识,以便更有效地”彰往而知来“,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这无疑体现了他史学识见的高远。

      2、创新

    bet-365一体育投注   郑樵主张”凡着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自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有新意,自成体系,”不蹈前修“,”事事出己胸意,不因袭旧说,人云亦云。“修史要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旧史之框架,开创新的体例,这是郑樵的史学追求。所以他的《通志》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一观点,体现了他不蹈前修的创新精神。他曾自负地说:”《通志》虽自继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正如清代着名史学家章学诚所说的:”《通志》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通志》作为一部综合历史史料而成的通史兼专史,体现了郑樵不蹈前修的创新精神。在体例上,既沿用了司马迁所创的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体例,通史也有所创新。在内容上,他将社会、文化、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编撰一起,从而把我国的史学内容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具体地说《通志》采用纪、传、年谱、世家、载记、略六体综述的方法编撰而成。其中纪传部分均按人物性质和年代前后编纂,虽即其旧文,也作了不少别裁划一的工作,补立了许多旧史所无的新传,单是春秋战国期间,新增补的传记就达一百二十九人之多。至于大家所熟悉的《马钧传》,则是根据《三国志》裴注的内容删削而成。其他于六朝至隋各纪传折衷与南北史与各史原书之间者,亦不乏其例。年谱部分,秦以前,虽以《史记》年表为基础,但也进行了认真考证,并增删改作达二百五十多处。秦以后,则以其自己创新,并提出了”纲举目张“的编撰方法。而最能体现其独创精神的是《二十略》。这二十略正是《通志》全书的精华,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郑樵本人也曾自豪地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事实确实如此。历代学者对于郑樵《通志》中的《二十略》,大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应有的赞许。郑樵在《二十略》中,试图从社会的各个侧面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考察,从广度和深度上更进一步对封建社会结构进行综合分析。首先,他对历代旧史志进行了门类繁多、内容广泛的改选。他一反旧志”详于浮言,略与事实“的弊病,每略必追本溯源,”以尽《尔雅》之义,力求做到总括万殊,而以类相从“。其次,他增补了过去史书中所没有的氏族、六书、七音、谥、都邑、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九略,这九略为郑樵独创。氏族、谥,是关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特点的学问;都邑,是关于政治与地理的关系问题;六书、七音,是关于文字、音韵之学;校雠,是关于探讨古代图书文献的编校、整理、搜集和辑佚等方面的问题;图谱、金石,是历史文献学的新领域;昆虫草木,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些都是前史诸志都不曾专门论述的。郑樵经三四十年的探索、研究,独出心裁的编入史册,从而把我国史学研究的内容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

      《通志》200卷,记载了古代社会历史以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字、音韵、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并分门别类的进行了探讨,描述了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这是前无古人的,足以反映郑樵的独创精神和宏伟气魄。

      3、求实

      郑樵治史,旨在经国济世。所以他强调实学,深恶空言虚词。郑樵生活的宋代,道学盛行,”学者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问。“在学术上重辞章,讲义理的空疏学风流行于世。郑樵极力反对这种虚无不切实际的学风。他尖锐地指出:”义理之学尚共计,辞章之术务雕搜。……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他的所谓”实学“是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求得真实可靠的学问,具体地说是通过实践真正认识包括天文、地理、草木、虫鱼、鸟兽、车舆、器服等在内的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掌握有关的一些知识。郑樵认为要求得实学,光靠书本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所以,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实际。他在求知和治学上确能身体力行,认真实践。在求知上,他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不仅对历代的典章制度、古今名物等进行辨妄救缪、考证源流,还对天文、地理、草木鱼虫等进行了认真探讨、具体考察。他记述自己获得实学的经验时说:”臣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物,皆欲究其情性。“在介绍如何学习天文知识时,郑樵说他得益于丹元子的《步天歌》:”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于此可见他非常注重依靠实地考察和亲自观察获得真知实学,说明他是一个颇有科学思想的人,这在中国史学界及整个学术界都是难得的。

      在治学上,郑樵强调着书立说要有实用价值,修史更要讲求实用。他认为:”史为国之大典也,当留意宪章。“也就是说,史书作为国家的政治法典,要讲求实用,若史书不求实用,专门在语言上下功夫,就好比能说会道的主妇,不去操持家务,光和别人斗嘴,即使胜了又有何益呢!为此,郑樵指出,史书要求实用,修史务必注意几个方面:首先,要”留意于宪章“,写好典章制度这一部分内容,以作治国安邦的鉴戒。其次,史书中应该有”图谱“。他认为,史书中的有些内容若没有图谱,仅靠文字说明是不够的。他说:”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郑樵指出有些学问有书无图不可用,象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等十六种学问必须有图,才能真正掌握,”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再者,郑樵强调要注意对金石文物、鸟兽草木等实际知识的研究。他认为金石文物可用来稽查古代史事,鸟兽草木亦能反映社会历史真相,这既扩大了历史的研究领域,也开拓了人们研究历史的视野。郑樵提倡实学、注重实用的认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4、批判

      郑樵在《通志》中对前代的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几乎涉及到每一位实学大家。他认为:孔子的《论语》是”空言着书“;司马迁的《史记》存在着”博不足“、”雅不足“的遗憾,班固的《汉书》更是”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刘知己不应该”尊班而抑马“;司马光写《通鉴》,用”岁阳岁阴之名“,纪年方法繁琐。此外,郑樵对范晔、陈寿、欧阳修等人,也有评议。而最能充分体现郑樵批判精神的,是他对妖妄之说的有力批判。郑樵在《通志?灾祥略》序中写道:”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郑樵认为妖妄之说的专用来歪曲历史真相的。所以,郑樵对之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郑樵批判的”务以欺天“的”妖学“,是指阴阳五行灾祥相应之说。在封建时代,神意史观笼罩史学界,史书中往往充斥一些谶纬、灾祥等荒唐怪诞的记载。特别是在《五行志》中,将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强配以阴阳五行灾祥相应说,用以欺骗人们。郑樵有感于”五行之绳人甚于三尺“,对人的思想束缚太大,就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痛斥诸史《五行志》”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不仅愚昧无知,而且害人不浅,他追溯”五行“之说的历史变化过程后说:”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他指出:”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并特意改《五行志》为《灾祥略》”专以主实迹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郑樵不仅在事实上批判了封建神学的愚蠢,而且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万物之理,不离五行;而五行之理,其变无方。“郑樵在这里是把五行作为物质因素来看待的,并认为物质上的变化是无穷的,这与传统的把五行作为神秘力量来看待有着本质的不同。《通志》立有《灾祥略》,但郑樵明确表示自己写《灾祥略》”专以记实际,削去五行相应之说,“他并不反对对天文、灾祥作科学的研究,摆脱迷信思想的羁绊,还之以客观真实的面目,使之成为对人类有用的知识。他做《天文略》正是抱此目的,”欲学者识重象以授民时意,而杜绝其妖妄之源焉。“作为封建史家,有如此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

      郑樵批判的”务以欺人“的”妄学“,指的是”秉史笔者,专事褒贬“的作法。他主张,写史要据事直书,如实的反映正是历史,记载史事,不要空发议论或妄加褒贬。所谓”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被谓南为岛夷“的作法是错误的。”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兼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有嘉传“的做法更为不妥。他的这种观点和思想,很有点历史主义的成分。在郑樵看来,只要客观地真实地将事实记载下来,不需要一字褒贬,而褒贬自在其中,读者自会从历史记载中辨明是非。他说:”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事,岂不知其凶逆?“”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着述。“他对褒贬之风深恶痛绝,在编撰《通志》时,删除含有褒贬之意的《索虏传》《岛夷传》,削去专事褒贬的诸史论赞,这是他批判精神的具体体现。

      郑樵生活的宋代,所谓的”春秋笔法“相当流行,正如郑樵所说:”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事事褒贬。“就连批判褒贬、主张直书的郑樵本人也不能免其俗,在他的《通志》一书中,也常有褒贬出现,这充分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超脱于阶级之外的纯粹客观的史学着作是不存在的。但郑樵对于”务以欺人“的”妄学“的无情批判,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郑樵的一生,惟以求知、治学为业。虽毕生清贫,却着作颇丰。他精深的学术造诣、进步的史学思想对于我们总结史学遗产,认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史大有裨益的。

      (二)《通志》的史学价值

      《通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志》中的二十略成为《通志》的精华。它是一般史书中的志。郑樵改志为略,他曾说:”志者古史之名,今改曰略,略者举其大纲。“《二十略》相当于正史中的书、志,但正史中的书、志,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二十个项目。《校雠》、《金石》以及《六书》、《七音》、《都邑》、《图谱》、《氏族》、《昆虫草木》等略都是他首次独创的。他的《氏族略》能分析三十二类氏族姓氏的来源;《六书略》、《七音略》能启示后来研究文字学的门径;《图谱略》能指出图标与书记的相互作用;《金石略》能说明直接史料的珍贵;《昆虫草木略》能见到”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草木鸟兽之学不传“的脱节状态。这些都为后人提供了大量详细的参考资料,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通志》在史料学上有着很大的贡献,对于如何搜集史料、储备史料、校勘史料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方法和意见。对于如何搜集史料,他列举了二十一个题目,既详细论述了求书的途径,又介绍了对所搜集的史籍如何进行了分类和编排的方法。他在《校雠略》中提出:”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记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又说:”士卒之亡者,由部位之法不明也,书记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这些意见,不仅对研究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图书储藏部门搜集书籍、编排目录也都有实用价值。

      《通志》在史料上的另一贡献是把金石学提到应有地位,并在《二十略》中特地立了《金石略》。他之所以作《金石略》,是因为他认为”金石之动。寒暑不变,以此稽古,庶不失真。“在古代文献中,重视金石的史料价值,提出广泛收集金石的主张,并把金石提到与图书文献同等的地位,应该说郑樵是历史上的第一人。郑樵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以后学跂慕古人之心,使得亲见其面而闻其言,何患不与之俱化乎。……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散失无纪,可为太息。“对于以金石作为史料的意义说得非常清楚。可是这样重要的史料,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历史学家足够的重视。到了北宋,才有不少学者开始注意研究,并涌现一批富有史料价值的金石学着作。郑樵《金石略》之作,及时地反映了宋代史学发展上出现的新成就,把它列为史学研究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正式载入史册。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也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着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

      总之,郑樵的《通志》是一部历史价值极高的着作,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方便条件。它的史体对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后世的历史研究中《通志》提供给学者的有用资料是很多的。

      —— 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和成就

      郑樵是我国十二世纪着名的史学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郑樵关于图书分类以及目录学的一些具体原则,大都是总结历代及当时经验得出的结晶,非常可贵。他在目录学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目录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优良传统即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这一传统由西汉的刘向、刘歆开创,经南宋郑樵得以发展,形成了”详明图书类例、剖析学术源流“的目录学指导思想,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文献学家的郑樵,在校释浩繁的文献典籍,厘定各门学科源流过程中,不断总结前人的目录学成绩,结合自己几十年研究文献的经验,在《通志》的《校雠略》、《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等篇章中,阐述了他独特的目录学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理论宝库。他的目录学思想及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提出了图书的着录原则

      目录学着作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分类编排适当有序,而且还应考察它收录典籍是否详略得当,郑樵说:”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他认为行世的目录写着作,收录不丰,略详失当。针对此弊,郑樵提出了着录文献的三个方面独特的目录学原则:

      1、贯通古今,通录有无。就是既记现存的书,也记历代亡佚之书。记亡佚之书的理由有二:第一,古代典籍,不出于当时,可出于后代;不出于彼,可出于此;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第二,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通录古今之有无,才能使各类学术”上有源流,下有沿袭;学者亦易学,求着亦易求。“

      2、详今略古,官私备录。在谈到怎样通录古今之有无之图书时,他说:”今有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而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较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之书,所当一一载也。“从而提出了详今略古的图书通录原则。这一原则是符合图书流传和散布规律的。年代久远者,典籍散亡较多,着录时应该稍略;接近当世者,典籍繁多,搜求容易,应力求详录无遗。这样,可以防止星移斗转,典籍复限于散亡。《通志?艺文略》即是参考了古今各种书目,广泛搜求当时存在和发现的图书,共着录了典籍10912部,110972卷。通史,官私目录,互有详略,各具特色,自当兼收并录,互通有无。事实上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还总结了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因人以求、为他通录古今图书提供了有效途径。

      3、金石图谱,各有其用。宋代是中国历史学枝叶繁茂的时期,金石图谱之学已蔚为大观,出现了吕大临、欧阳修、赵明诚等名家。作为文献学家的郑樵,不仅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撰专文《金石略》、《图谱略》加以记录研究,而且进一步阐发了金石图谱与典籍各有其用,不可偏废。一般来说,历代学者都比较重视图书资料,对图谱、金石的史料价值却认识不足,所以在史书的编写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重书不重图的倾向,没有给图谱、金石以应有的地位。为此郑樵极力主张不但要记书籍,而且还要记图谱。书与图各有其作用,两者不可偏废。他认为”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若要核实,就不能仅从文献典籍中寻找证据或答案,还必须与学术价值极高、可信程度极大的金石图谱相参证,其结果方可谓信而有证,时而不缪。郑樵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言。“又说:”天下之事,不务形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郑樵对金石图谱在学术研究中重要意义的阐述,不仅拓宽了目录学、文献学的研究领域,而且成为历史文献学中的不刊之论。

      郑樵在”会通“史观的积极引导下,力图通过广纪古今有无之书来实现系统反映百代学术大端的目的。《艺文略》承继王俭阙书之志,阮孝绪亡书之录以及《隋书?经籍志》记亡佚之书的传统,并发展为通记亡书。这不仅为后世查考典籍、寻访书籍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更重要的是从”会“的角度出发,系统地揭示出某一学科总的文献情况和发展水平。耐人寻味的是,《艺文略》中绝大多数部类下并没有详注亡阙,这或许是郑樵无法也无力去一一核实,或许正说明他力图把历史上曾经有过而已残亡的书有机联系起来,”会通“地反映某学科学术所曾有的详尽资料和学术兴衰隆替,做到”上有源流、下有沿袭,学者亦易学,求着亦易求,“把握其发展的线索,这对学术史、专科文献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裨益。从这个角度出发,郑氏力图实现把百代古今有无之书会于一书的宏愿,对我国从坟典之启到有宋一代书籍的产生、流传作一次全面的历史性总结,从而有利于把握宋时代我国全部优秀文化遗产和学术发展的脉络,这是一般史目所不能比拟的。

      二、提出了图书着录方法

      在图书着录方法上,郑樵主张以书名为主要着录标目,即”类书“的着录方法。而反对以着者未主要着录标目的”类人“就是根据书的内容进行分类着录的方法;所谓”类人“就是按作者来着录图书的方法。他在《校雠略》中写了”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批判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采用以撰人为主的着录方法。郑樵认为,过去的目录都是采用”类书“的着录方法,欧阳修改用类人,必然带来一定的弊病。并具体指出,《新唐书?艺文志》别集着录了另狐楚的《表奏集》10卷,又录陆龟蒙的《诗论》10卷、《赋》6卷,这样就把文集与表奏、诗和赋杂放在一起,造成分类上的混乱。郑樵主张文集与表奏应各自为类,诗入诗集类,赋入赋集类,这样自然条理清楚。可以看出,郑樵对于图书着录方法的规定,已经明确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这也是他”会通“思想的具体运用。

      郑樵对于撰写图书注释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即”泛释无义“的着名论断。这同样也体现了”辨章学术“宗旨。他反对不顾实际需要而无区别地从形式上对图书加以全面释义。郑樵认为如果书目的分类很清楚,能够使人一目了然,就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解释,指出:”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这一见解反对的是没有意义的解释。他在《校雠略》中,针对当时撰写注释存在的问题,写了五篇评论:《泛释无义论》一篇,《书有应释论》一篇,《书有不应释论》三篇。明确指出,注释若是抓不住图书内容的重点,或者不需要注释的地方写了注释,则会造成”强为之说,使人意怠“的消极效果。因此,他主张”书有应释“者才写注释,并且只有抓住了图书内容的根本特点,才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帮助读者准确认识图书的价值,正确引导读者的思路。他还认为,一种书是否需要注释,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图书内容的具体情况而定。并且指出,注释也要因书而异,详略得当,不可强求千篇一律。郑樵对注释的这些见解,在他所编的《通志?艺文略》中得到了生动具体的运用。常常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指出作者时代、取材来源、内容特点、学术源流以及亡佚情况等。他以自己丰富的图书知识,他的泛释无义论是总结了宋以前以及宋代的目录编制情况而提出的,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注重实效的精神,对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的发扬,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提出认识到图书要以学术分类

      郑樵认为,”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因而目录写”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他要求图书分类,必须达到”观图片者可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他在编纂书目的过程中,提出了”欲明书目,在于明类例“的观点,形成了”详明图书类例、剖析学术源流“的目录学指导思想。郑樵所说的”类例“,即是根据文献典籍的内容性质特征,分列系统,以类相从,各具条理,从类例中表明各种学术流派的演变。他比较分析了自汉至唐的各类古典书目,提出了”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的主张。并且采用形象的比喻申言道:”类书尤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多而无术耳。“他认为,历史上众多珍贵典籍的散佚,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类例。他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失纪。“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反复论述学术、类例与图书三者的关系。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大意是:没有学到专门系统的知识,是因为不知道该读什么书;而所以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是由于图书分类工作没有做到。他认为类例的作用,有如管理军队的部伍之法。他说:”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意为:类例是用来部伍图书的,”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明则百家九流各有条别。“由此可见,郑樵强调学术源流,详明图书类例对中国图书分类理论和目录学发展所起作用和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郑樵还认为,通过区分类例可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其表现有二:一是明类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图书,并借以保存图书。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由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有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二是明类例可以提供学术发展情况。图书按学术类例编排,不仅在于条理分明,便于考察;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辨别图书的内容,考察其源流的变迁发展。郑樵认为:”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观其书可知其学术源流。“他非常推崇《隋书?经籍志》,认为”《隋志》所类,无不当理“。称赞《崇文总目》的”道书“和”杂史“的分类极有条理,为”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时代,亦是中国雕版印刷事业的黄金时代。公私书坊书铺遍及全国,各种出版物纷繁复杂,日益增多,这就给图书的分类提出了新的要求。郑樵在上述区分类例理论指导下,结合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整理着录文献的过程中,打破了自汉至宋的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以及九分法,扩充了大类,增加了三级类目,编《通志?艺文略》,”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创立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等十二类四百二十二种的分类体系。类例分明,井然有序。尽管他仍立有经类,但却把礼、乐、小学、各立一类,与经并行;尽管他仍立有诸子类,但却把天文、五行、算术、医方及类书各立一类,与诸子并行。这些具体的分类体系虽然不无商榷之处,但它却十分准确地体现了郑樵企图严格按学术流别加以立类区分的意图,亦不失为郑樵的一种独创。

      四、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分类体系

      郑樵重视分类体系,正是他创造全新的分类法的前提。他认为,”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制定出一个好的分类法,书籍部类分明,即可以”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人有存没,而学不息“。而同时,由于图书分类建立在考镜源流的基础上,所以图书分类体系更体现了学术源流状况。因而”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贯彻会通的思想于图书分类体系中。即所谓”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比如,他在所着的《群书会纪》中,简别类例,广古今而无遗。在此基础上,改变为《通志?艺文略》,共着录图书10912部,110972卷,这比北宋一代四部国史艺文志所着录图书的总和还多出四万卷。郑樵从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因袭旧法,打破了新、旧《唐志》、《崇文总目》的四分法,《晋中经薄》的五分法,《七略》、《隋志》的六分法,《七录》的七分法、以及《七志》的九分法,扩充了大类,增加了三级类目,创造了一个庞大而全新的分类体系,也就是他的十二大类分类法。这个分类法有助于了解学术源流,体现古今学术流变的面貌。尤其对宋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发展有所反映,如子部中分出天文等类,是符合当时学术发展情况的,也是对当时科技发展的重视。他的十二大类分类法,有三个特殊的地方。

      1、突破了传统分类法的框框,不受四分法、五分法的羁绊,也不受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的约束,另立门户,新创体例。

      2、对传统分类法的各级类目归属,做了调整。按照新的体系层层展开,类例分明,井然有序。他从经类分出礼、乐、小学三类,与经类并列。从诸子类分出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五类,使其与经、史、子、文(即集)同级,共为十二大类,这反映他按学术分类所做的努力。

      分类更细,一般分到第四级纲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第一级类目为十二个,第二级类目为一百五十七个,第三级类目为二百八十二个。三级类目分别叫做类、家、种。如经类第一,易下分出:古易、石经、传注、章句、集注、义疏、论说、类例、谱、考证、图、数、谶纬、音、拟易等十六种。史类第五,传记下分出耆旧等十四种。这些在我国目录学史上都是很大的进步。

      郑樵《艺文略》的分类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读书独树一帜,不仅是”记百代之有无“和”广古今而无遗“。同时,也体现了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的目录学思想。确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改革。

      郑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简单的分类体系难以类例古今之书籍,或类目粗疏而致图书紊乱、混杂,以致迷殆后学。他在《校雠略》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经一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以八十八种书而总为九种书,可乎?“认为当时易类已有古易、石易、章句……等16种书而不能再简单地总名为”易“一类,因而他不惮其详地将分类体系推至三级类目。可以说,三级类目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分工细化以及学术分化的必然结果。在《艺文略》中,郑樵对三级分类体系作了进一步的推展,在二级类目的基础上作了全面展开,共达430个三级细目,且等级形式十分显着。成为第一个层次清晰,结构严谨的三级分类体系。在这一点上,后来的分类都无法超越。

      总之,郑樵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巨人。他立足高度发达的宋代文化基础上,把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志?校雠略》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专着,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樵以其目录学上的成就而垂范后世。

      ——郑樵对校雠学的贡献

      郑樵一生中写下了及其丰富的着作,多达八十余种。但多数已失传,至今能见到的有《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辩妄》、《六经奥论》以及一些零散文章。其中《通志》是郑樵众多着作中一部工程最浩大的着作。这既是他一生学问的汇集,也是中国文献学上的巨着。《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二十略》中有很多创造性的见解,而《校雠略》是最有创造性的一部分。他的校雠理论就集中体现在此,《校雠略》文字不长,但内容很丰富。它精辟地论述了郑樵对从文献资料的搜访、典藏、整理到使用等问题的看法,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校雠学专着。这部书被看作是我国校雠理论史上第一座高峰,从中可看出郑樵对校雠学的重大贡献。其中他概括出”校雠“范围包括求书、校书、类例编次,这不但扩大了校雠学的范围,而且为校雠学设定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一、扩大了校雠学的范围

      ”校雠“是盈缩不定的概念,小到仅等同与校勘,大到与文献学同义。前者始见于刘向《别录》、《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别录》云:”校雠(一作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张舜微先生所说的:”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校雠的含义从“校勘”扩大到“文献学”,与南宋郑樵对校雠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唐朝以前的校雠学,在整理古籍事业上取得重大的成就,他们的成果包括订正讹误、厘定篇章、整齐编次、辨章学术等方面,对于保存和继承丰富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但是关于书籍的存佚、类例、求书等方面的问题,尚未重视,而由郑樵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从而扩大了校雠学的范围。他在总结评论我国千余年来校雠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图书的搜集、校勘、分类、着录及撰写提要等方面的系统理论,且多有创见。在《校雠略》二十一论六十九篇中,既有对亡书的看法,也介绍了求书的方法;既有对分类、编目的意见,也提出了校勘、注释的要求;既有对辑佚的建议,也强调了典籍使用的重要性。他所说的校雠学约等于现在的图书馆学和文献学。

      《校雠略》篇首就是《秦不绝儒学论》两篇,列举事实,证明“秦不绝儒学”的论断。他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没有使图书完全散亡,图书散亡的原因,不是因为秦火,而是“学者自亡之耳”。由于历代学者在文献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或工作失职,或方法欠当,长年累月造成图书散亡的现象。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求书之道犹八论》,通过这八条线索广为搜集图书。《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中,则强调了分类对保存图书和考镜源流的必要。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殁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由上可见,郑樵探讨的问题,扩大了校雠的范围,对校雠学家提出了搞清类例,探讨学术源流的要求。

      二、设定了一个完善的校雠学体系

      (一)、第一步是求书。

      求书工作首先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求书有无可能。针对这个问题,郑樵提出了有关求书可能性的理论依据。他指出,儒学经书经过了秦火之后,并没有完全被焚,萧何入咸阳时就收了秦朝藏书处的很多图书,为求书指明了一线希望。在《校雠略?书有名亡实不亡论》中,他还告诉人们,大量的书籍表面上看是亡佚了,但实际上却仍然在流传,因为已被别的书收了进去,如“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礼。……”

      求书的可能性既已明确,派人到处求书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郑樵写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强调“求书之官不可不遣!”的同时,他还提出了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是按照学科、分类别去找掌管和精通这些学科的专家,以及与此有关的人去求书。如他所说的:“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公。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旁类以求,是从相近相关的学科和行业中寻找本学科本行业的书籍:“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因地以求,就是到与某人有关的地区去找有关此人的书籍,或到某地区去找有关此地区的书籍:“《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茅山记》,必见于茅山观。”因家以求,就是到某人家乡去找此人所着之书:“徐寅《文赋》今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有之,以其家在开元棋牌是怎样的_开元棋牌怎样玩_开元棋牌有辅助器吗。”求之公,就是到没有经过兵火的官府里去寻找政府档案和公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今官府有不经兵火处,其书必有存者。”求之私,就是到民间去寻找:“书不存于秘府而出于民间者甚多。”因人以求,是根据某人的经历,求其有关的图书。因为此人曾在当地为官,收藏了当地人的着作,所以只要找到此人,即可找到所求之书:“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书《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官守,知所由来,容或有焉。”因代以求,则是以时代为线索去寻访图书,特别不应忽视近代的着作。这些为搜求古今图书提供了有效途径。

      以上就是郑樵校雠学的第一步——求书的内容。其中,郑樵提出了求书的可能性和求书的方法,给后世的辑佚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工作途径,对后世的辑佚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辑佚始于南宋,与郑樵的求书理论不无关系。

      (二)、第二步是校书

      书既求回,须加校勘,否则,将仅仅成为观玩的摆设。有鉴于此,郑樵把校书作为紧接求书之后的第二步。在《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之任论》中,他提出:“求书之官,不可不遣;校书之任,不可不传,”显然是指求书之后有一个校书工作,而且这个校书工作除包括详究编次对分类编目的错误进行校正外,还包括对篇章自句错误的校勘。校勘的目的在于还原书籍的本来面目,出于这样的考虑,郑樵自己对传抄时所造成的错误进行了校正。他在《不类书而类人论》中还对狭义校雠的对象之一一误作了校勘。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任共传也“。郑樵在自己的《献皇帝书》中举了自己的许多着作,其中《书辨论》、《刊谬正俗跋》就是其校雠学第二步一校书的有关着作。

      郑樵校勘文献,还有一些具体理论:首先,校勘文献必须以古本为依据。郑樵认为古本书籍”其辞质,其义古“,更为可信。因为可信。因为古书经历多次辗转传抄翻刻后,难免出现较多的错误,如错、衍文、夺文、错行等。这里,郑樵揭示了一条校勘学的普遍原则。其次,校勘文献,须对校、理校互用。郑樵认为,校勘文献,必须严谨、公正,不能偏听一家之说,又不能迷信一种版本,必须要广搜异本众说,从它们相互的歧异处入手,进行认真地考订,方能整理校勘文献典籍。第三,校勘文献,必须一专二久。所谓”专“,是要求校勘文献者学有专长,必须具有务实的学风,且做到言简意赅。所谓”久“,即是要求对专门整理校勘图书的学者,宜常任其职,使他们能更好地、专心致意地整理校勘文献。第四,校勘文献,须与实际知识相结合,反对空谈义理。郑樵一生崇尚实学,十分注意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相结合,反对空谈义理和辞章之学。

      (三)、第三部是类例编次

      校书的目的在于使其更广泛地流传和普遍地使用,同时起到辨章学术的目的。这就要求人们在校完书中的字句篇章错讹以后,进行类例和编次。

      郑樵所说的”类例“,即是根据文献典籍的内容性质特征,分列系统,以类相从,各具条理,从类例中表明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演变。他比较分析了自汉至唐的各类古典书目,提出了”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用形象的比喻申言道:”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多而无术耳。“众多珍贵典籍的散佚,其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不明类例,犹如军队因部伍之法不明而导致队列混乱一样。

      郑樵认为区分类例可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其表现有二:一是明类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图书,并借以保存图书,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有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二是明类例可以提供学术发展情况。图书按学术类例编排,不仅条理分明,便于考查;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辨别图书的内容,考查其源流的变迁发展。他认为:”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别“,”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观图谱者,可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知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右;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观其书可知其学术源流。“

      在这种详明类例思想指导下,郑樵从当时图书的实际出发,不因袭旧法,冲破《隋书》的六分法,《崇文总目》的四分法,编着《通志?艺文略》,创立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十二类,一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的分类体系,实践了他的类例分明的编次理论。

      与此同时,郑樵在长期的部例群书过程中,还总结概括出了一些图书编次的重要原则:首先,要区分异同,同类之书应集中起来,不得分散;而不同的书,也不能合为一类。通史还要避免一书入两类,一书散见入各类或者该入此而入彼的差错。其次,同类编排也要有次序,即要求在着录同类书籍时,应该按照其成书的先后,或整部或单篇的次序来编排,朝代之书按朝代顺序排列,非朝代之书则以类聚。如郑樵主张《春秋》三传中,应首列《左转》,此列《公羊传》、《谷梁传》,就是对”编次有序“的发挥。第三,要以人类书,不能以书类人。郑樵所谓的”以书类人“即是把同一作者的不同类别的着作着录在一起。郑樵坚决反对《新唐书?艺文志》将同一作者的不同体裁、不同内容之书都只归于一个人名下的”以书类人“的编排方法,而力主以书为纲,”以人类书“,完全按照图书内容、体裁分类着录。这样做,能区分学术的性质、类别,当然也就使图书分类更趋于系统和明细。

      综上所述,郑樵对于如何搜集史料、储备史料、校勘史料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对于如何搜集史料,他列举了二十一个题目,既详细论述了求书的途径,又介绍了对搜集的史籍如何进行校勘、分类和编排的方法。多以郑樵的校雠不同于刘氏父子的比堪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的校雠。郑樵的校雠不但有一个完善的体系,而且扩大了校雠学的范围,直至后世将发展到与文献学同义的概念。郑樵也以其校雠学的贡献而名垂千古。

      ——郑樵的文字学思想及成就

      郑樵不仅在目录学和校雠学方面有很大贡献,而且在文字学上也有巨大成就。郑樵研究文字的主要着作有《象类书》、《六书证篇》、《六书略》、《金石略》、《石鼓文考》等。前三种主要研究”六书“,但《象类书》及《六书证篇》二书早已亡佚,其主要观点及成果保留在《六书略》中;《六书略》一书见其所撰的《通志》。后二种主要研究金石文字,《金石略》一书亦存《通志》中,《石鼓文考》也已散佚。所以他的文字学思想及成就主要保留在《六书略》和《金石略》中。而《六书略》中最能体现郑氏文字学研究成果的是对”六书“理论的研究。他是六书研究史上在宋元明清时期的一个转机人物。

      (一) 、 《六书略》为郑樵《通志略》之一略

      全书由5篇组成,约5.5万字。1至4篇为核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六书图,这是全文的总纲。郑樵将六书每书所分细目以图表形式分层罗列,使人一目了然。另一部分是六书的论述和据”书“次字。论述体现着郑氏深刻独到的见解,言约旨远。次字将收集到的24235字(内有重出字)依六书分类排次诠释。第五篇属杂论,包括起一成文图、因文成象图、古今文图及字形、字体、梵文等多方面的论说,从不同方面来阐述他的文字学观点。纵观《六书略》,可发现其成就主要有二:

      1、理论上,最先肯定了六书在文字学中的核心地位,创造性的对六书加以研究阐发,发展、丰富、完善了许慎的六书理论。

      (1)、指出象形文字在六书中的关键作用。汉字是在表意极强的图形符号系统上发展起来的,象形字是构成整个汉字系统的基础,指事、会意、谐声、假借等一般都离不了它。对象形字的这种作用,许慎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徐锴也只是笼统地说:”六书之义,起于象形……象形者,仓颉本所起,观察天地万物之形伟之文“。而郑樵及其明确地指出:”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也。“如此简练精当地概括象形的重要性与”他书“的结构关系,说明郑氏对于汉字内部构造规律有着深刻的了解。

      (2)、抛开许慎给”六书“所下的定义。对”六书“进行重新解释,其中有些看法是比较新颖的,也包含许多正确的因素。比如他将指事与形象、会意进行比较来阐释”指事“字的特点,他说:”指事类乎象形:指事,是也;象形,形也。指事类乎会意:指事,文也;会意,字也。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形可象者,曰象形,非不可象者指其事,曰指事。“这比许慎的”视而可见,察而见意“无疑要明白清楚的多。他对”谐声“的认识也颇为精到,他说:”谐声与五书同出,五书有穷,谐声无穷;五书尚义。谐声尚声。天下有有穷之义,而有无穷之声……谐声者,触声成字,不可胜举。“这对人们认识形声造字法的优越性颇有帮助。

      (3)、就六书而深刻阐述汉字发生发展的规律。六书的名目次第,郑众、班固、许慎三家互有异同。一般人或孤立看待各书,注重探索每书的义蕴,忽略彼此的内在联系;或轻视六书次第,认为无关重要。南唐徐锴首先注意这个问题,开始深层次、纵向地探索其内部规律。他说:”无形可载,有势可见,则为指事“;”无形无势,取义垂训,故作会意“;”无形可象,无势可指,无意可会,故作形声……(形声)六书之中最为浅末,故后代滋益,多附焉……五不足则假借之。“不过徐锴的论述对文字的产生由象形而指事、由指事而会意、由会意而形声的逻辑必然性揭示的还不够肯切,并且轻视形声,对其主流地位认识不足。郑樵在徐说基础上,正其不足,补其阙略,精辟指出:”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彼此独立的各书,郑氏把它们有机地联为一体,揭示出各书先后出现的必然性及彼此密切相关、必不可少、相互补充制约的关系,大大丰富和扩展了许氏六书的内涵。郑樵的概括是合乎汉字创制大势的。

      (4)、他提出了”子母相生“说。发挥了”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观点。他在《论子母》篇中说:”立类为母,从类为子,母主形,子主声……臣旧作《象类书》,总三百三十母为形之主,八百七十子为声主,合千百文而成无穷之字。“他又说:”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文字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此说明确了”六书“中的”文“、”字“之别,揭示了”六书“之间的排列顺序和相互关系,其中以”象形“为本,较之许慎把”指事“置于”象形“之前,无疑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是与六书不同的另一种分析汉字结构或解释汉字创造(即”生“)的方法。这种大胆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其探索的方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是以子母相对的二元构字方式首次分析了汉字系统,求得了汉字组字成分中母与子的最低公约数,证实了庞大复杂的汉字系统并非散无友纪,而是可分析,可组合,可以科学地实施管理和规范,无疑对后世以及当今的汉字研究都具有深远影响和借鉴意义。其二是揭示了汉字结体的一条规则,有的元件经常用作意符,即郑氏所谓”子“;同时显示了汉字绝大多数是形声字的事实。其三是用以说明会意与形声的区别时简洁而且具有相当说服力。

      (二)实践上,破除许慎部次、条例束缚六书为纲分析汉字系统

      许慎为六书确立了条例,并且对整个汉字体系逐字做了结构分析,但他并没有将所有的字按六书逐一归类,此后其他人也没有做过。郑樵首先做了这个工作。郑樵对”六书“中的每一书又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类,如象形分”正生、侧生、兼生“三科,再分为十八类;谐声分”正生、变生“两科,”变生“又分为六类等。这种分类先以图表形式列出,又在《六书序》中用文字加以说明,可谓纲目清楚,条理井然。《六书略》以”六书“统字,共分析象形字608个,指事字107个,会意字740个,谐声字21810个,转注字372个,假借字598个,总计24235字。这些字,除21314个形声字未列出,其余悉数列出,称得上是一部以六书为次的《说文》。这彻底打破了《说文》以部首统字、据形系联的格局,是在实践上对其”六书“理论的进一步验证,其创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说文》和汉字需要这样的研究,这在文字学上是非常有必要、有意义的工作。元明清迄今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停顿过,不能说不受郑樵的影响。

      在用六书归字过程中,郑樵也有很大发明贡献。

      1、突破许慎义例的束缚,补充了细则,使六书愈趋严密。郑樵不囿于许书条例,大胆地采用”一字兼书“的方式加以解决。所谓”一字兼书“,即一字同时具有两种选字方式。如对象形,郑樵补充有”形兼声“,即其所谓”象形而兼谐声者“,如”齿“字。”形兼意“,即其所谓”象形而兼会意者“,如”爵“字。对指事,郑樵补充有”事兼形“、”事兼意“、”事兼声“。这些细则,按照六书的思维推导而出,是对许学自然的继承和发展,后世小学家亦多遵从这些细则。

      2、不墨守许书训释,大胆予以新解,有的正许君之误,有的较许说为优,有的甚至与甲骨文、金文契合。如《说文?上部》:”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从二声。“郑樵解为”象华蒂之形“,后世王国维、王力等据甲骨文也都认为”帝“乃”蒂“的本字。又如《说文?一部》释”元“为”始“也,而郑释为”人头也“;《说文?不部》释”不“为”鸟飞上翔不下来也“,而郑樵释为”象花萼蒂之形“。这些郑释均较许说为妥。有时许说有误,郑氏敢于批评指正。如《说文?牛部》:”劳,闲,养牛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也。“郑谓”此象圈养之状。《说文》谓从牛冬省,取其四之说谬矣。“以甲骨文作证,郑说是对的。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六书略》不迷信盲从《说文》,对许学采取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敢于批评许慎,亮明自己的见解,这是很可贵的。只有这种态度,才能启发人们独立思索和钻研,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推动《说文系研究的深入开展。

      郑樵对”六书“的理论和实际研究,奠定了他在文字学史上的地位,正如唐兰先生所评价的那样,郑樵是文字学史上”第一个撇开《说文》系统,专用六书来研究一切文字的人“。

      他的研究使文字学结束了仅仅仿效《说文》编纂字书或为之作传的阶段而进入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探求阶段,从而使文字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他的影响下,”六书“学成为郑樵以后至于元明时代汉语文字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一个核心问题,也出现了一大批以”六书“为名的文字学着作,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六书“学大放异彩,究其缘由,不能否认郑樵《六书略》在文字学研究方面的”转机“之功。

      (三)、文字学研究还对其他诸多问题有益探索。下面即根据《六书略》、《金石略》、《石鼓文考》诸书对其研究成果简要概述。

      1、他对文字起源问题作了可贵的探索。汉字的起源问题,是文字学的重要课题,也是汉字生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以来,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和文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汉字起源的神秘外衣正在逐层被揭开,图画和汉字有密切关系的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郑樵对这一问题早有认识,见解相当深刻和独到。他在《六书略?象形第一》中说:”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然书穷能变,故画虽取多而得算常少,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

      这里他阐述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书画同出“,二是”书画有别“。首先他认为书画同出,这就是说,象形字和图画一样,都是取象于客观事物,正如许慎所说,象形字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而形成的,因而文字与图画具有共同的一面。其次,他在指出书画有共性的同时,还进一步区别了书画的不同:”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他认为汉字的象形,并不象绘画一样纤毫毕现,而是观物以取象;抓住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所谓”书取少而得算常多“。从象形字的特点来看,郑樵的看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种”书取少而得算常多“。这种”书画同出“的观点与以往的八卦说、结绳说等汉字起源理论大相径庭,但却是一种很正确的看法。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就曾明确提出”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主张,现在”图画“已是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一种主要的汉字起源因素。郑樵早论及此,是很了不起的。

      关于汉字的起源问题,郑樵还有一种”起一成文“说。较之”书画同出“,”起一成文“说有着更为独特的一面,因而流传更广,影响更大。”起一成文“说认为汉字的基本笔画都是由”一“及其变化型体构成的。这种说法是建立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古代哲学的基础之上的,主要是从楷书的形体线条上谈汉字的起源,与从性质和功用上谈文字的起源是显然不同的。”起一成文“说是从文字符号体系内部来探讨文字用于表现其内容或对象物的凭借手段——笔画及其相生之理。这与”书画同出“说显然不同。”书画同出“讲的是文字、图画及其对象物的关系,是从整体上考察文字与它所反映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从社会功能和本质属性的角度来阐述汉字起源问题的。因此,”起一成文“虽然也可视为汉字起源的学说,但它与”书画同出“角度不同,性质有别,两者不宜混为一谈。然而如果就汉字生成的角度而言,”起一成文“和”书画同出“又是互相联系的。”书画同出“注重文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起一成文“则着眼于字符内部笔画的形成,两者内外结合,是相辅相成的。

      2、 针对《说文》五百四十部首的设置提出新的建设性的看法。

      他在《轮子母》中说:”许氏作《说文》定五百四十类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今《说文》误以为母者二百十类。“于是他又在《论子母所自》提出部首删并的原则,主张从显隐、远近、约滋、同独、用与不用、得势与不得势等六个方面来考虑,把《说文》一百四十部首归并为三百三十部首。过去论及部首简化,多认为始于明代梅膺祚所作《字汇》的二百一十四部。梅氏的部首是检字法的部首。郑氏三百三部首虽然仍是文字学的部首,但毕竟早于梅氏。故部首简化创始之功,当推郑樵。只可惜《六书略》不以部首统字,看不出郑氏部首的具体设置情况,因而也降低了郑氏部首对后世的影响力。

      3、讨论了有关异体字的问题。他指出字形因古今差异、方国不同而有所变化,同一时代可能也有不同写法,因此不能以义理说解文字,否则同一个词若有几个字形就要认为有几种义理,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在《殊文总论》中说:”观古今殊文与一代殊文,则知先儒以义理说文字这者,徒劳用心……大抵书以纪命为本,岂在文义!以义取文者,书之失也。“可见他已从文字的异体现象中认识到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宜寻求每一字形必有义理存乎其中。这种看法也有其深刻的一面。

      4、对金石文字的研究颇有成绩。主要着作有《金石略》和《石鼓文考》。《金石略》一书所收”上自仓颉石室之书,下逮唐人之书“,保存了不少金石材料,但只录其明,不存其文,是一缺陷。在郑樵之前,欧阳修作《集左录跋尾》,已开始对金石材料加以简单的说明和考证,赵明诚的《金石录》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而郑樵没有继承这种做法,也失之简陋,但是,如果说《金石略》一书因略于考证而影响了他的价值,那么他的《石鼓文考》,以其精辟的考证,为石鼓是秦国之物提供了文字学上的根据,倍受古今学者的称赞。

      以上就是郑樵关于汉字生成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郑樵对汉字的生成问题,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在汉字起源这个问题上,他分别从汉字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角度和汉字体系内容其字符如何构成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书画同出“和”起一成文“说。其次,就汉字体系内部而言,他从最微观的笔画讲起,阐述了汉字因画成文、因文成字的组合生成机制,他的”起一成文“、”子母相生“的学说,就是起其理论的集中概括。再次,郑樵的汉字生成理论,不仅涉及汉字本身,还涉及造字法的联系与发展。他把”六书“排成序列,使这个传统文字学理论更具逻辑性,更有系统性。总之,郑樵的汉字生成理论,既讨论了汉字起源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宏观的生成问题,又讨论了汉字内部笔画构成和因”文“成”字“的微观的生成问题,而且各个部分又都互相联系,具有一致的逻辑关系,这说明郑樵的汉字生成理论,已经形成一个自称体系的框架,这是其理论的第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可贵之处。郑樵治学,重”会通之义“,其汉字生成理论的第一个特色,也是其”会通“精神的体现。

      郑樵的汉字生成理论的第二个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独创性。他的”书画同出“、”起一成文“、”子母相生“诸说以及他对”六书“顺序的主张,除了”子母相生“有一定渊源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他的独创。以前有人认为他的”起一成文“说是收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古代哲学的影响,这话不无道理,但似乎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更不会影响其”起一成文“说的独创性。因此,”起一成文“谈的是汉字的生成问题,与哲学不是一码事。总之,郑樵的汉字生成理论,从文字学史的角度来看,在当时是十分新颖而独到的,其创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郑樵是中国古代少数几个没有家学师承、没有靠皇室藏书、靠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的人物。作为一名学者,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从目录学、校雠学、文字学三个方面浅谈郑樵在我国文献学史上贡献以及他《通志》在我国史学上的价值。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如郑寅的《七录》是在郑樵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法的一切子目大体是根据郑樵的分类体系;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更是直接受到郑樵《校雠略》的启发、影响而成的。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也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着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可见《通志》在我国史上的重大作用。

      正如司马迁堪称中国历史之父一样,郑樵不愧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开山祖师,自孔子删定六经,延汉到唐,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文献整理达二十三次,参与者几十人。他们仅仅是为了保存古籍,更好地利用古籍而进行着文献学的整理实践。还没有也不可能像郑樵那样,在总结历代学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整理研究文献的体会,概括出一整套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而比较全面地建立起文献学作为移门独立学科的规模。在这个学术领域,郑樵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后有没有来者只能等待今后的历史来继续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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